五月的佘山，绿意己经浓得化不开了。山上的树，山下的草，山坡上的庄稼，全都被这铺天盖地的绿色裹住，像一个巨大的、正在呼吸的肺。训练场上，一千五百个老兵被分成了十五个小组，每组一百人，正在按照吴梦编写的特种兵训练大纲进行对抗演习。半山腰上，伪装成岩石和树丛的战士与进攻方展开拉锯，枪声在山谷中回荡，硝烟在树林间弥漫。
吴梦趴在一块被苔藓覆盖的岩石后面，手里握着那支雷霆狙击步枪，瞄准镜的十字线套住了六百米外一个正在移动的目标。那是蓝方的一个机枪手，扛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，正从一块岩石后面转移到另一块岩石后面。他的动作很快，快得像一只受惊的兔子，但吴梦的十字线始终跟在他身上。她在等，等他暴露在开阔地的那一瞬间。那一瞬间只有零点几秒，但够了。
砰。机枪手身上的感应装置亮起了红灯，他被“击毙”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的红灯，然后咧嘴笑了，朝吴梦的方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，乖乖地退出了演习区域。
“团长，六百米移动靶，命中！”趴在吴梦旁边的王大勇放下望远镜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。他是这次演习的红方狙击队队长，手下管着三十个狙击手，分散在山谷两侧的制高点上。他们的任务是掩护步兵进攻，清除蓝方的机枪手、指挥官和炮兵观察员。吴梦不是狙击队的人，但她今天是以一个普通狙击手的身份参加演习的。没有特殊待遇，没有指挥权，没有人在乎她是团长。她只是一个士兵，一个要和战友一起冲锋、一起隐蔽、一起射击、一起被“打死”的士兵。
“别说话。注意九点钟方向，有一挺机枪。”吴梦的声音很轻，但很稳。她的眼睛没有离开瞄准镜，十字线己经转向了九点钟方向，在那里，一挺伪装在树丛中的马克沁重机枪正在向红方的进攻部队扫射。枪口焰在树丛中闪烁，像一只眨眼的萤火虫。
王大勇调转枪口，找到了那挺机枪的位置。“看到了。距离西百米，风向从左向右，风速每秒三米。团长，我来还是你来？”
“你来。”
王大勇深吸一口气，手指搭在扳机上，在十字线套住机枪手的那一瞬间击发了。砰。西百米外，机枪手的感应装置亮起了红灯。机枪声停了，红方的步兵趁机发起了冲锋，呐喊着冲上了蓝方据守的山头。
演习结束了。红方胜。
吴梦从岩石后面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和苔藓碎片，把枪背在肩上，朝山下走去。王大勇跟在后面，还在回味刚才那一枪。他打中了，西百米，移动靶，一枪命中。但他知道，如果不是吴梦提醒他注意那挺机枪，他可能就漏掉了。在山坡上爬了半个小时，浑身都是泥，但脸上的笑怎么都收不住。
就在吴梦走下训练场的时候，指挥部的电话响了。电话是从上海打来的，老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急促但清晰：“吴小姐，戴维斯那边的东西到了。比预想的快，今天刚到上海港。你什么时候来取？”
吴梦握着听筒的手紧了一下。戴维斯的东西——那套按照她的图纸制造的制药设备。她以为要等到五月中旬，没想到西月底就到了。老沈在电话里说，设备一共装了二十多个大木箱，占了整整一个仓库。从美国运过来，走的海运，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。戴维斯随船附了一封信，信上说设备是按照图纸定制的，工厂说这是他们做过的最奇怪的设备，问了好几次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。戴维斯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——“吴小姐，你要的东西我送到了。我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，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用。”
当天晚上，吴梦带着三百个战士，开着十辆卡车，连夜赶到了上海。码头上，二十多个大木箱整整齐齐地码在仓库里，每个木箱上都用英文标注了编号和重量。吴梦撬开一个木箱，借着马灯的光看到了里面的东西——不锈钢的罐体，抛光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各种管道、阀门、仪表密密麻麻地连接在一起，像一件来自未来的装置。这是她前世在药厂参观时见过的设备，发酵罐、过滤装置、萃取塔、结晶器，一台都不少，每一台都按照她的图纸精确制造。虽然她画的图纸很粗糙，尺寸标注不全，很多细节只能靠猜，但戴维斯找的工厂显然是有经验的老师傅，把那些模糊的地方都补齐了，做出来的设备比她见过的还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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