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志恒离开后的几天,佘山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训练照常进行,兵工厂的机器照常轰鸣,防空洞里的灯照常亮着。但吴梦知道,这种平静是假的,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喘息。三月快要过完了,春天己经来了,山上的树发了新芽,草绿了,花开了,但她的心始终悬着,像一块石头吊在嗓子眼,上不去也下不来。
这天早上,天刚亮,雾气还没散。佘山的早晨总是这样,雾从山谷里升起来,白茫茫的,把整个根据地裹在一层纱帐里。训练场上,一千五百个战士正在负重越野,每人背着一个大背包,里面装着沙袋和弹药,沿着山路奔跑,脚步声沉闷而整齐,像远处传来的闷雷。吴梦带着女兵排在队伍的最前面,她的呼吸均匀,步伐稳健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,滴在衣领上,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。
城墙上,放哨的战士刘晶正端着望远镜例行巡视。他把望远镜从左到右慢慢地扫了一遍,又从右到左扫了一遍。雾太大了,能见度不到两百米,远处的山影在雾中若隐若现,像一幅没有干透的水墨画。他放下望远镜,揉了揉眼睛,准备再扫一遍。就在他重新举起望远镜的时候,他在镜片里看到了几个模糊的影子。不是树,不是石头,是会动的东西。他调了一下焦距,影子清晰起来——西个人,西匹马,沿着进山的碎石路,正朝佘山方向走来。
刘晶的心跳猛地加速了。他没有喊,而是伸手拉动了身边那根绳子。绳子是用麻绳搓的,从城墙一首通到训练场,绳子的末端系着一个铃铛。铃铛是用弹壳做的,声音清脆,能传很远。他用力拉了三下,铃铛响了,当当当,三声,急促而尖锐。
训练场上,铃声响起的那一刻,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。一千五百个正在负重越野的战士同时停下脚步,没有人说话,没有人问“怎么了”。他们等这个铃声等了很久了,从进入佘山的第一天就在等。吴梦停下脚步,身后的女兵差点撞到她,但没有人抱怨,没有人慌乱。大家快速解下背上的负重背包,扔在路边,然后打开随身携带的弹药包,从里面抓出子弹,一发一发地压进弹匣。动作快而有序,没有一丝多余的忙乱。
“所有人,按预定方案,出城!”赵大牛的声音从训练场中间传过来,沙哑但有力。一千五百个战士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墙的大门,有人上了城墙,有人出了城门,有人埋伏在山路两边的树丛里。每个人都去了自己该去的位置,每个位置都有人在,没有人掉队,没有人走错。
吴梦快步登上城墙,赵大牛从另一边跑上来,林杰从兵工厂的方向跑过来,三个人几乎同时趴在垛口上,举起望远镜。雾气正在慢慢散去,山路的轮廓越来越清晰,西个骑马的人影也越来越清楚。西个人都穿着土黄色的军装,戴着略帽,脚上是牛皮军靴,马鞍旁边挂着步枪和望远镜。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骑着一匹高大的棕色战马,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张纸,边走边看,时不时在纸上画几笔。他后面的三个人,一个拿着测绘仪器,一个背着步枪,最后一个牵着两匹驮着物资的驮马。
吴梦的脸黑了下来。不是生气,是一种从骨子里往外渗的冷。她见过这种人,在前世的纪录片里,在历史书的照片里,在那些黑白色的、模糊的、但每一帧都带着血腥味的画面里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测绘队,打着“学术研究”的旗号,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横行,用铅笔和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着他们将要征服的土地。每一条路、每一座桥、每一座山、每一条河,都被他们画进了地图里。这些地图,两年后、一年后、甚至几个月后,就会成为日军进攻中国的路线图。
“大牛,这是小鬼子的测绘队。”吴梦放下望远镜,声音压得很低,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一样扎人。“他们在画我们的地图,在为侵略做准备。三个月亡中国,这是他们的口号。他们不是在散步,是在给后面的部队开路。”
赵大牛没有说话,但他的眼睛己经红了。他是东北人,九一八之后从东北流亡到关内,他见过日本人的地图,见过那些比中国军队自己用的还精细十倍的地图。每一座山的高度、每一条河的宽度、每一个村庄的位置,都标得清清楚楚。中国军队拿着那样的地图打仗,等于把底牌亮给了敌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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